揭秘国内代助孕妇备孕营养公司机构的内幕

在世界范围内，由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各方面因素，各国针对代助孕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在对代助孕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国家中，规制内容主要可以分为禁止代助孕、仅允许志愿代助孕、允许志愿代助孕和商业代助孕三类，禁止代助孕占比较多。

在中国大陆，早在2001年，原卫生部就颁布了部门规章，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代助孕。但直到现在，我国都没有出台专门的法律条文对代助孕进行处罚。

在法律法规相对欠缺的背景下，处于法律灰色地带的代助孕产业正暗自运转。2020年4月27日，武汉一家代助孕机构被曝自2009年底开始，已为超过400位男同性恋家庭提供代助孕服务。除了此类代助孕机构，代助孕公司人与个人代助孕者也是地下代助孕产业中不可忽视的。

前因：不孕不育是寻求代助孕的主因

上述282篇法律文书中，有37篇提到代助孕，因‘不孕不育’而寻求代助孕者占比最多。

2009年，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中国人口协会共同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从医院门诊的情况来看，我国不孕不育症的发生率占育龄夫妇的15%~20%。2017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7）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女性的不孕发病率为2705.66例/每十万人。

在这一背景下，合法合规、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批准的提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又存在供不应求’的现象。我国卫健委曾设定以常住人口数、人口服务量比两类方法测算批准提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医疗机构应有的数量，而其2016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参与统计的31个省市自治区中，10个省市只满足一类测算方法，8个省市两类方法均不满足。

2016年3月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马晓伟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表示，中国经批准的辅助生殖机构年均完成70万例辅助生育手术，这与4000万的不孕不育人口之间差距巨大。其实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有相关媒体对此进行了揭秘。

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国内代助孕需求的增多和符合资质正规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医疗机构的不足，三方的因素可能共同导致了灰色代助孕市场的兴起。

现状：灰色地带的地下代助孕运作

根据文书网的数据，与代助孕相关的案例数总体呈上升趋势。结合部分代助孕机构网站、以及与代助孕相关的282篇文书，这些信息解释了我国地下代助孕的运作流程。其中多个环节触犯我国法规，违反公序良俗等行为。

购卵购精（取卵取精）

在多份判决文书与代助孕机构官网中，通过试管婴儿技术筛选胚胎性别的‘包生男孩’成为一种服务选择与宣传策略。

谁成为代助孕主体

国内代助孕公司中，有的不注册公司，或在注册公司的经营范围中登记代助孕以外的经营范围。其执行代助孕的地点既包括国内也包括国外，代助孕费用为25万-100万不等。

全局：世界范围内的代助孕法律

目前，在对代助孕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国家中，规制内容主要可以分为禁止代助孕、仅允许志愿代助孕、允许志愿代助孕和商业代助孕三类。

以法国为代表的部分欧洲国家和以阿联酋为代表的中东国家明确规定禁止代助孕；而大多数的东欧国家则允许商业化正规代助孕，这也促使如乌克兰这样的国家成为了多家媒体口中的全球‘代助孕工厂’。

作为仅允许志愿代助孕的典型，英国1990年出台的《人类生殖与胚胎研究法》规定实施代助孕必须得到代助孕的法定主管机构——人类受精与胚胎研究管理局的许可，通过事前预防使代助孕置于法律管辖之中。

在中国大陆，代助孕行为不被法规承认，台湾地区正在推进代助孕合法化，香港允许非商业性代助孕。我国卫生部于 2001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助孕技术。’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必须在经过批准并进行登记的医疗机构中实施。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不少网友认为，放开代助孕等于令女性子宫成为资本主义市场上可以流通的‘商品’。目前仍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缺乏实现自愿代助孕的客观条件，底层女性极有可能被迫走上职业代助孕的道路。舆论场中，性少数群体也被牵涉其中：男同群体的代助孕需求成为了另一聚焦点。有人认为这些需求剥削和迫害了妇女，但也有观点认为直接将男同群体与代助孕挂钩。

国内代助孕不合法，基于具体现状，代助孕在国内目前还无法开放。立场不足以化解萦绕在代助孕现象上的复杂问题，这意味着下一次争论可能还会出现。国家卫计委明确回应，代助孕是涉及法律、伦理和社会的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根据国际上的一些情况看，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也都是禁止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助孕，对参与代助孕的机构人员进行经济的处罚。对于违规行为，下一步将继续严厉打击！